按照东北局所定的省级以上由东北局提出名单报

时间:2019-03-09 15:49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最好能于三个月内到达这里,这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情”。这个团在加强对部队的宣传教育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马上报告中央说“林枫、张平化、张启龙、陶铸、倪志亮、程世才、刘锡五、袁任远、伍晋南、雷经天、刘澜波、刘芝明等率500余人,今晚要抵沈阳”。按照东北局所定的省级以上由东北局提出名单报告中央,省级以下由各省委、省工委自定的原则,迅速把干部分配到各地。1945年12月下旬,根据中央关于将东北局和总司令部移驻海龙,整个根据地的中心,应设在沈阳、哈尔滨以东,以延吉、通化为巩固后方的建议后,东北局当即决定由东北局委员、东北局组织部长林枫,于1946年1月中旬,率东北局机关由本溪移驻海龙。10月27日,他在给陈云、周保中的电报中说,大批干部明日去你处,望即用一切方法,接收各省及重要市县政权,一切干部都应尽量派入政权中占住位置,以与蒋对抗,并自上而下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当晚,他在沈阳南市区东北局所在地的博物馆内和这些同志谈到翌日凌晨2点。我党我军进入东北后,能否站住脚,能否在东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关键在于能否和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密切联系,能否取得广大人民的信任和拥护。(5)经济建设。在此同时,在通化地区还以炮校文工团为基础,组建了东北军区文工团!

  在斗争中号召群众有冤伸冤,有仇报仇。“总政后梯队”是北方局对外的代号,机关里有一些老同志在谈到彭真同志时,总说他如何精明能干,如何平易近人等。在从1945年10月到1946年年初这一段时间里,东北日报也多次发表社论和有关群众运动的报导,推动群众运动的深入发展。经过廖井丹等同志的努力,在一周之后即11月1日,在沈阳出版了东北日报第一期。又说,不敢夺取政权就革不成命。这对于急切需要干部的东北局,无疑是一场大旱之年的及时雨。10月8日,彭真、陈云联名向中央、军委报告了我军在东北的发展和分布情况,刚从重庆返延安的主席看后马上复电“甚慰”。10月3日,他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我们现在在满洲之东西北三方面分兵去接收政权,发动群众,发展武装,创造根据地并建设兵工厂,以便在不利形势下能依靠有力阵地与进行长期斗争”。1945年10月21日,他在发给中央的请示电报中指出“我们对政权,拟采取积极夺取和拒绝交出的方针”。”为了贯彻中央这一指示精神,10月26日彭真同志在向新到东北的干部讲话时说:现在各地都要去接收政权,要采取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方式把政权都接收过来。1946年初在本溪时,他就关照林枫,待大批文艺工作干部到达后,应很快地把文艺宣传队伍组织起来。总之,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1945年我军进入东北后,面临的是无后方根据地作战的严重局面。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彭真同志经与苏军当局协商后,取得苏方谅解,在苏军军管区内,只要不用八路军名义,即可放手发展武装力量。”1946年3月,东北战局进一步恶化?

  民族部在教育、争取日本人方面作了大量工作。有的以反把头剥削,反克扣储金开始。11月初,到沈阳后,、彭真又联名发出“关于整编军队与扩兵问题的指示”,指出“战胜顽军和争取确保东北的中心一环是整编已有之兵团。他们都是在东北坚持抗日斗争中作出重要贡献的领导人或者是在东北人民中声望很高的民主人士。同日,也给在北满和西满地区的领导同志,发了内容大致相同的电报。中央最初决定东北局五个成员(彭真、陈云、伍修权、程子华、林枫)中的程子华同志尚在晋察冀,林枫同志更远在黄河边上等待延安干部团的到来。1946年5月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我军不得不暂时撤退到松花江以北地区进行休整,并在东、西、南满也让出大片土地。不把中小城市、广大农村的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以建立巩固之后方根据地,我们便不能持久作战,已占之大城市亦难以站稳。1941年春,彭真同志经晋西北回延安时,在晋西区党委驻地冯家庄,我亲眼看到了他高大健壮的身材,满带笑容的和善面庞和他与贺龙、关向应、林枫等领导同志亲切交谈的情况,特别是当他看到我们这些年轻译电员时都要问问多大年纪、哪里人,什么时候参军等等,这就更使我感到,果然名不虚传,他的确是一位可敬的首长,和蔼的长者。彭真同志还有令人很难遗忘的一点,就是他在情况复杂,日理万机的紧张环境中,仍能冷静地深思熟虑,高瞻远瞩,从今天想到明天,从战争想到建设。为了避免苏军的干预,报头特别注明出版地点是山海关。蒋介石的人来了我们不交。就在这一请示电发出的同时,中央也急复东北局:“关于南满工业,不论和、战,我均不应有任何破坏。为了统一军队指挥,10月初,东北局决定并经中央批准,建立了临时指挥机关——东北军区司令部,程子华为司令员,彭真为政委,伍修权为参谋长。这里仅举几件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事加以说明。(5)团结争取中、日技术人才。因此,彭真同志一进入东北就很重视后方基地的建设。12月13日,东北局根据各地区发展部队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指示各地要十分警惕敌人的“挖底政策”(即混入我军,破坏我军纪律和军民关系并待机叛变),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必须对所有武装严加检查。”陈先舟先生于1946年回到东北,任东北行政委员会邮电管理局局长。举办各种学校,吸收大量进步青年参加革命,从中培养、选拔和提高干部是彭真同志始终关注的问题!

  这种把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二者紧密结合的斗争方式,既密切了我党我军和群众的联系,又摧毁了在这些地区的社会基础。其他一些领导干部也都分派到南满的一些主要城市和工矿区去担负重要领导工作。从沈阳撤出后,到本溪、到海龙,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除在路途上的少数日子外,报社坚持正常出版。11月26日,东北局从沈阳撤到本溪后,更把建设后方基地的任务提到重要议事日程。”由于彭真同志的请示电和中央的复示电毫无二致的不谋而合,加上原建议人也修改了原来的意见,使南满的工矿企业得以保留。

  ”根据东北局的这些指示,各分局、各省委都加强了对政权工作的领导。在斗争中,除了政治上的控诉外,在经济上还要清算退赔。东北解放区在初创时期,能在短时间内取得那么大的成绩,当然,主要是依靠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各个根据地的大力支持和东北全党同志的努力。4月,长春第一次解放后,东北日报在人力、物力和设备条件上得到极大改善,成为东北党的喉舌,宣传群众和指导工作的有力武器。为了把战争与建设有机结合,东北局于1945年11月4日,决定成立东北工业管理委员会。通过联欢把当地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发动起来,使我们的部队机关与当地群众密切地联系起来。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从承德经锦州到沈阳的铁路尚可通行,山东方面也加快了从海上运送干部的速度。其他一些我军控制的市县也相继召开了各界代表会,成立了参议会和市县民主政权。”11月中旬,我军自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撤出后,东北局在历次关于建立和巩固根据地的指示中,都把发展和巩固部队作为主要任务。准备两个政权,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1946年夏,不仅迅速、顺利地完成了遣返北满地区30万日侨的任务,而且争取了大批日籍技术人员留在工矿企业和医疗卫生部门工作。为了有计划地培养技术干部,1946年2月4日,彭真同志曾电中央说,“鉴于我们管理大城市和工业交通干部奇缺,经与苏方谈妥,建议抽调1000—2000干部(其中可有一批青年知识分子)由苏方帮我们训练。

  现在是在布局,要抓紧布置后方五个地区,我们必须估计到最不好的前途,以防万一。成批干部的到达,应该说是从10月23日林枫所率延安干部团的前梯队和从晋冀鲁豫,华中和山东转道来东北的部分高中级领导干部的到达开始。根据东北局的指示,11月上旬,在沈阳市召开了辽宁省和沈阳市各界代表会,成立了经过民选的省市政府,张学思任辽宁省主席,朱其文任沈阳市市长。10月7日,他在东北局布置工作的会上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发展满洲,力争控制满洲,建设新满洲。希望不作此打算,并向有此思想的同志作坚定明确的解释。彭真同志预见到当时在干部中可能出现的忽视根据地建设的思想,在4月19日,即长春解放的第二天起草的给各地的指示中,就明确提出除一部分干部及部队负责进行长哈齐等城市的攻取与巩固工作外,其他应在原地区加紧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分配敌伪土地,深入清算运动,肃清敌伪残余。特别是他在工作中表现出的那种毫不动摇的,坚决执行党中央方针政策的坚强党性;据此,东北局决定以地方保安队、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人民自卫军等名义,由主力部队做骨干,大量吸收工人、农民,放手发展武装力量。他在这个岗位上孜孜不倦地工作了20多年,在恢复和建设东北电信事业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人所共知的。当时决定了张启龙、贺庆积去吉林,袁任远去辽北,刘锡五去嫩江,李延禄、李范五去合江,陶铸、白坚去辽宁,刘澜波去安东,程世才留野战军。按照中央和的部署,先后夺取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大城市。故对我党我军的行动不得不有各种各样的限制。凡不可靠者,应迅速分别与老部队合编,或由老部队和党政机关迅速予以洗刷、整顿,或坚决解决之。12月17日,他在本溪致电中央:“东北地区辽阔,情况复杂,政治落后,宣传工作尤差,望令吴文焘率新华社先遣队速来东北局”。根据东北局的指示,从1945年10月份起,在我党我军所到之处,迅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奸清算斗争。但当时在发展武装力量上有一个很大的难题,即当时东北处于苏军军事管制之下,苏联按照“雅尔塔协议”又将把东北交政府。以后看到了他《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学习了他发表在《解放日报》上《领会二十二个文件的精神与实质》的署名文章。这是关系到我们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11月22日,林枫以中共委员会代表名义,说明我党对东北问题的具体主张,深得到会人士的拥护。为了迅速发展武装力量,东北局在1945年9月底,把已到达东北的李运昌、吴克华、万毅三部划分了发展地区,决定辽东地区为吴部发展地区,沈阳以北的中长路以东为万部发展地区,中长路以西为李部发展地区。从那时开始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除了李运昌同志领导的冀热辽军区在热辽边坚持抗日斗争外,这里基本上没有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应该根据既能迅速巩固和提高多数新部队,又能保持老部队突击力量与保持领导作用的原则来合编。1946年1月6日,在本溪合编的第三纵队的旅以上干部会上,彭真同志讲了话,会后各部队按照彭真、罗荣桓同志的指示,都进行了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合编教育,新老部队的指战员都表示坚决服从分配,自觉遵守纪律,坚持党性原则,不搞本位主义、山头主义,叫编到哪里,就去哪里,使大合编得以顺利进行。把原则性和灵活性巧妙结合的领导艺术;由于在头几个月里,在发展、巩固和整编部队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到1945年底,我军出关部队,已由原来的10万人发展为一支近30万人的军队。彭真同志在主持东北局工作期间,除了注意抓上面说的大事外,对于其他方面的重要问题也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彭真同志看到这批干部后,十分高兴。而在此时,反动派,一面利用美国的飞机军舰抢运部队,一面收编日伪军残余、委派土匪头子和反动军官到处搞“建军”活动,妄图控制整个东北。

  他已经往东北九省委派了省主席,妄图全面接收东北各地政权。他们在政治上遭受野蛮的统治压迫,在经济上更惨遭残酷剥削,他们对日伪统治垮台后在卵翼下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为非作歹的敌伪时期的汉奸、特务、警察、宪兵等残余势力恨之入骨,但他们又敢怒不敢言,背地里称这些人为“阎王”、“霸天”、“马棒”。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的民主作风;1946年冬,哈尔滨市委组织哈尔滨大学和6所中学的学生,到香坊区大嘎拉哈参加土改试点时,他冒着零下40多度(那年哈尔滨的冬天特别冷)的严寒,在飒飒的大风中向学生讲话,鼓励学生们下乡去参加这次历史上的大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改造世界观。成立政权,我们也成立政权。随着群众运动的逐步深入和群众觉悟的不断提高,他又指示各地:“对于政权中人民痛恨不满的人,都要换掉。认为这是反日伪斗争的继续和深入,也是引导东北人民从民族斗争迅速转入阶级斗争的捷径。9月16日他从延安出发时,同行的只有陈云、伍修权、叶季壮和段子俊、莫春和等六位同志。这天晚10时,一列接运干部的专车从锦州到达沈阳。东北局应该设立的部门,由于没有干部不能及时设立。斗争搞得好的地方,不仅劳动人民积极参加,连富农与伪满在野的地主绅士也参加斗争,目标集中在少数凶恶的汉奸、特务、警察、宪兵、把头身上,迅速形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在农村中,则大多以控诉和反贪算账开始。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到1945年11月底,各地已经建立党的领导机关的有辽宁省工委、安东省工委、沈阳市委、大连市委、鞍山市委、本溪市委、抚顺市委、吉林省工委、长春市委、滨江地区工委、辽北省工委、通化地委、嫩江地区工委、黑龙江省工委、合江省工委、牡丹江地委,(注:1945年11月底我军自沈阳撤出后,各地的地区划分和领导机关的名称都有调整和更改)。为了把党的声音及时传达给东北人民并有力地指导各方面的工作,彭线月初就请示并经中央批准办一份报纸,定名为东北日报。两个月后,他们在哈尔滨连续演出多场,及时对广大干部敲起警钟。在他的关怀下,1945年10月,在沈阳即创办了新的东北大学,由张学思任校长,白希清和舒群任副校长。(3)整训部队;60年代陈先生任辽宁省副省长,在十年浩劫中不幸身亡。支援前线)转移机器,建设后方工业;1946年1月6日,东北局分别电示吉林地区的张启龙,周保中和通化地区的朱瑞、吴溉之,要抓紧在延边地区和通化地区发动群众,肃清土匪,整顿部队,使这两个地区成为可靠的根据地与巩固的后方。

  由周保中、冯仲云等同志率领的随苏军进入东北的一部分抗联干部,但分散在由苏军控制的56个城镇,东北局联系和指导他们的工作,也存在种种困难。彭真同志对文艺宣传工作也十分关怀。东北根据地创建初期,情况错综复杂,形势瞬息万变。所以,陆陆续续到达沈阳的干部一批接着一批,这就为健全东北局机关和建立各地领导机关提供了条件。文工一团成立时正赶上1946年的春节,他们赶排了活报剧《东北人民大翻身》,还和群众一起扭秧歌和教唱革命歌曲,有力地配合了当时的形势宣传。从11月1日到11月24日东北局机关首批人员撤出沈阳,东北日报在沈阳按期出版了24期。这时,以林枫为部长的东北局组织部,日夜不停地加速干部的分配工作,几乎是来一批走一批。1945年9月,彭真同志出任东北局书记时,党中央决定从各根据地抽调的部队和干部尚在组建、抽调,或者长途跋涉的途中。但在1942年后,迫于越来越恶劣的形势,为了保存骨干,以便应付更加艰苦的斗争,不得不暂时撤到苏联境内进行休整训练。”1946年3、4月间,随着苏军的撤退,我军与军争夺长春路沿线的斗争更加剧烈。1946年2月,抗大一、三分校、炮校和工农兵大队到通化后,马上组建了东北军政大学,由兼校长,彭真兼政委。决定还指出工业管理委员会的成员,除党政军方面的人员外,要吸收实业界和职工代表及技术人员参加。遵照中央指示,这一部分同志经过克服种种困难,昼夜兼程于1946年1—2月间赶到海龙。针对向东北九省委派省主席,10月29日,东北局将我方拟定的九省主席、副主席名单报告中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搞政权不行,没有政权你就无法发令行政,就无法筹粮筹款,你开个会群众都不敢来,建党、建军都搞不成,你还建立什么根据地。1945年10月,我到东北后留东北局机关,并有幸在他身边工作过一段时间,对他的了解就更多更深了。据此,一些运动发展较快地区,很快转入普遍的减息和分配敌伪土地(开拓地、满拓地)和大汉奸土地,把群众斗争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大家的注意力,切不要被占领长哈齐等大城市的胜利所吸引,而忽略中小城市,广大乡村的剿匪与发动群众工作。抗日胜利后在我党我军进入东北前,东北地区没有我党领导的报纸。在东北沦陷期间,我党领导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曾经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经过近半年的工作,在我党我军所到之处,群众已初步发动,群众觉悟程度迅速得到提高,支援前线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也随之提高,不仅有力地支援了当时对反动派进行的军事斗争,而且也为以后开展土地改革和进行根据地的全面建设奠定了基础。我们要有根据地与进行长期斗争。(3)恢复生产?

  面对满目疮痍、百废待举的严重局面,彭真同志以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排除万难,开拓进取,遵照党中央的部署,结合东北的实际情况,在粉碎反动派军事进攻的同时,迅速建立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并领导东北全党坚持不懈地放手发动群众,发展和巩固人民武装,接收和改造旧的政权,收集资材与建立后方基地,在短时期就为创建东北根据地打开了局面,奠定了基础。(2)肃清土匪;在这支队伍中,尽管新兵成分较多,有相当部分还缺乏实战经验,甚至还有不稳定部分尚待清理整顿。当时有人向中央和东北局建议:南满地区在我难以保持时,利用战事期间,在敌人逼近时,将这一带全部煤矿与工业进行大规模破坏。万一不成,也要造成优势,以利谈判。协助领导同志工作的秘书室,也只有柳运光、钱应麟、吕健东等少数几位同志。根据这样的分析,东北局决定把在群众中开展反奸清算斗争作为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他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夺取政权,在东北尤其如此。据此,1946年2月,在海龙镇,林枫即指定先期到海龙的东北局宣传部的王阑西和张东川同志,帮助新由延安到东北的任虹等同志创办了东北第一个大型文艺团体——东北文工一团。

  1946年4月,长春解放后,彭真同志在一次干部会的讲话中提到,我们现在进入大城市了,要注意吸取历史的教训,不要学李自成进北京,洪秀全进南京。”……“扩大新兵的办法,一是由老部队一个个扩来补充各连队,另一种是找工人、农民、学生中的领袖,或用新兵去扩新兵”……“新老部队合编是使我兵团迅速成为有力的野战兵团的主要办法之一。同样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一个不足万人的小镇上建立了新华社东北总分社,不仅加强了通讯报导,而且在短时间内推动建立了西、北、南满的分支机构,加强了各地区之间的电讯联络。这些学校创办初期,条件简陋,规模不大,但都是后来各类学校雏形,除了吸引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参加革命工作外,更重要的是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为以后大办学校准备了条件。在这种形势下,经全体代表同意,宣布休会,保留主席团,成立主席团常委办事处,研究东北各种建设问题并对各省政府提出建议,筹建行政委员会事暂时搁置。彭真同志一到东北就紧紧抓住这一点,在部署工作和东北局的历次指示中都把放手发动群众作为首要任务。就在发出上述电报的同一天,彭真同志还电请中央转告重庆办事处说,“陈先舟和杜清轩系辽宁和黑龙江籍的电信和化学工业专家,盼敦请陈、杜来东北参加建设工作。为了解决干部不足和任务繁重的矛盾,东北局和中央之间急电频传。在各省政府的领导下,各地也加强了政权建设,加派了政权工作干部,健全了政府工作机构。以上只是我就1945年至1946年彭真同志主持东北局工作期间一些情况的片断回忆。从此,历经敌伪14年统治,党的组织几被破坏殆尽的局面得到了根本改变,在辽阔的东北大地上,到处插上了党的鲜艳的红旗,到处传播着党的声音,为开展创建东北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提供了组织保证。恰在此时,形势剧变,苏军迫于各方压力,奉命解散代表会议并不许有任何决议和建立任何组织。这个名单包括高崇民、阎宝航、车向忱、于毅夫、张学思、栗又文、刘澜波、周保中、冯仲云、李延禄、李兆麟、李范五、郭维城、陈大凡,以及李杜、周鲸文、杜清轩等人。他说:东北工人多,吸收工人参加部队是苏联十月革命的一条很好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所以,政权问题应该是我们创建根据地的重要任务之一。根据各地运动发展的情况,12月31日,东北局所发的指示中指出:“目前在群众运动中,仍应以联合一切人民,肃清土匪及反对敌伪残余,反对汉奸特务的伸冤清算运动为中心”。同时,还创办了东北军政学校由吕正操任校长,周桓任政委,徐图南任副校长。”“以停战令和政协决议为理由和根据,不承认所建政权的合法性,针锋相对地与之斗争,拒绝其武装开入,如对方用军事进攻,则坚决自卫之。因为这将影响数百万人的生活,并将在全世界留下长期极坏影响。1946年7月下旬,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动员干部下乡发动群众的大会的当晚,演出的就是这个节目。

  斗争的结果,群众在政治上出了气,经济上又得到实惠,积极性大为高涨。这批技术人员在恢复、发展生产和支援东北解放战争方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对坏分子要动员群众起来制裁。临危不惧,勇挑重担的革命胆略;这件事后来由于战局的变化,未能如期实现,但这种建议确是有远见卓识的。为此,东北局从进入东北开始,就把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当作重大任务之一。通化后勤司令部成立之后,在1946年2月初,及时扑灭了由日伪残余和反动势力勾结所发动的3000余人的“通化暴动”,在近半年的时间,有效地完成了东北局和东北总司令部所给予的各项任务,并且在这里初创了我军的航校、炮校、通讯学校、卫生学校和军政大学,为我军以后办好这些学校奠定了基础。党中央和根据新形势从各战略区抽调的部队,到达指定地点尚需时日。10月下旬我们到沈阳后,彭真同志马上指定和我们同来的原在中央党校文书科工作的张文豹,每天早晚收听各地广播电台播发的新闻,整理成记录稿给他看。此外,彭真同志对引导青年学生参加实际的群众斗争,从中受到教育,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也极为注意!

  11月底,我军被迫从沈阳撤出后,彭真同志在他历次起草的关于政权工作的指示和通知中,强调“东北问题极端复杂微妙,而保障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进一步取得胜利的条件之一,就是改造政权,并把它紧紧掌握在人民手里”。彭真同志一进入东北,就强调要接收政权。在发动群众运动中,彭真同志密切注视各地运动发展情况,他在1945年12月9日曾向各地电询以下问题“一、发动群众情况如何?有何经验?现在发动群众计划及各阶层人士对国共之态度如何?二、当地农民、工人具体要求如何?土地问题已发生了些什么纠纷?如何解决的……”12月18日东北局在给各地指示中,要求各地驻军和地方机关在元旦期间,举行军民联欢会,了解当地群众运动情况,帮助当地群众发动斗争。”1946年1月14日,关于政权工作之紧急通知中指示,在目前情况下,我在政权方面之重点,是建立省县临时参议会,切实改造并掌握县市两级政权,以便进而彻底改革村政权并与进行长期斗争。不辞辛劳,日夜奋战的革命精神,关心同志,团结干部的宽阔胸怀等,都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中华民族美德的集中体现,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但此后不久我军即能站稳脚跟,并开始局部反攻,根本原因是前段东北局重视建立根据地工作并打下很好的基础。彭真同志说,提出这个名单,就是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以抗日的对抗不抗日的,以东北人对抗外来的,以民选的对抗委派的,以民主对抗独裁。但合编时老部队不应过多分散或平均混编。50多年前,他为创建东北根据地日夜操劳的一些情况,一桩桩、一件件地出现在我的面前。但是,作为主持全局工作的东北局的主要领导同志,彭真同志个人也是功不可没的。各地新建立的民主政权不仅在支持人民反奸清算斗争,发展生产和支援前线方面起了巨大作用,积累了政权工作经验,培养和锻炼了政权工作干部,而且1946年8月,在哈尔滨能迅速、顺利召开东北各界代表会,成立东北各省市行政联合办事处(以后改为东北行政委员会),这与前一段时间在政权工作方面所进行的大量工作是密不可分的。我知道彭线年夏季我在八路军总政后梯队当译电员的时候。在这以后不大长的时间里,我军在战场上由被动转为主动,很快地收复了这些工矿企业,并迅速全部或部分地恢复了生产,它们在支援东北和全国解放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很难估价的。他在分析了当时东北的实际情况后认为:东北人民在沦陷期间,饱受亡国之苦。东北新华总分社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人人皆知的。10月中旬,东北局发出关于建军方针向中央的报告,提出“军队既要分散的大量发展(这是主要的),又要短期内建设一定数量的有战斗力的军队。彭真等同志出关后所面临的严重情况是,东北党的组织在敌伪统治下惨遭破坏,原有党员有的牺牲,有的转移,即或尚在的少数党员也长期与党的领导失去联系。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发展和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就成为我党和反动派进行争夺东北斗争的先决条件之一。

  在这段时间里,彭真同志还特别注意新老部队的团结。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苏联红军进军东北后,冀热辽军区和山东军区,虽及时赶到一些主力部队,但数量不多。现在蒋介石在东北网罗各种反动势力,到处搞“建政”。它在东北的行动一面受着强大的国际压力,一面又受和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的约束。各地根据不同情况,在工人中有的以反贪污,索欠薪,要求救济金,退残金开始;10月23日,中央复电“21日所提方针甚好。(2)组织工人护厂;(4)组织生产;彭真同志鼓励干部对发展武装应该有信心。”此后不久,李初黎同志即从晋察冀赶到沈阳,主持东北局民族部的工作。既要有野战军,又要有地方军”。很显然,在这种精兵未到,良将不多的情况下,东北局要担负起中央给予的“全权领导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及党员的活动”的任务是十分困难的。尽管中央三令五申,要各地调往东北的干部,集中一批走一批,各自寻找最捷近的路线迅速前进,尽快赶到东北局报到。

  彭真同志在接电后,立即报告中央,认为破坏南满工业关系全国,影响甚大,须慎加考虑,盼中央速复示。林枫于1月21日在海龙召开了驻东满地区党、政、军负责人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央指示,东北局决定,调整了地区区划和党政领导机构,并根据中央和东北局指示布置了当前的工作,当时提出的几项任务是:(1)发动群众;同时决定成立东满分局和东满军区,(后改称吉辽省委和吉辽军区),由林枫兼分局书记和军区政委,以加强这个地区的工作。1945年11月底,我军从各大城市退出,先后占领山海关、锦州等地,严重的战争局面已经来临。1946年的4月,为了统一领导东北地区的财政经济建设,东北局又决定成立财经办事处,以叶季壮为主任,杨志诚为副主任,进一步加强了对财经建设的领导。盼初黎尽速来此。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又亲手翻译过一些他任中央城工部长时起草的一些有关城市工作的电报,对他的敬佩愈来愈深。1945年的秋冬,国际国内形势极端复杂而又多变,而我们的通讯联络条件极差,信息极不灵通。但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创造这样伟大的成绩,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部队的空前发展为我军在东西南北满的广大地区作战略展开,清剿土匪和反动势力,支持各地反奸清算的群众运动,以及面对1946年春反动派全面争夺东北的激烈战斗创造了基本条件。12月19日东北局电示先到东北之各部,应照顾全局,发扬互助及友爱精神,动员大批物资被服,帮助后到部队,并特别指示在黄克诚部和李运昌部合编后,李部应将全部物资,毫无保留的拿出来,解决黄师的困难。但限于当时人力物力条件,一时难以实现。其任务是在该地区建立健全后勤机关,收集各种物资资财,准备供应前线之需要。但在10月下旬以前,赶到的仍只是少数人,而且他们一到,马上就派往各地,留在机关的很少。就连负责通讯联络的段子俊和莫春和同志,也是手头缺少报务员和译电员的通讯处长和机要处长。10月23日林枫所率干部到达后,他立即与林枫商量,由原晋绥边区抗战日报社社长廖井丹同志筹办东北日报。但这些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抽象的。根据东北局指示,首先在南满各地,很快掀起了参军热潮,最早出关的曾克林所部,不到一个月即由1500人发展到了37000人。

  在国共停战协定和全国政协各项决议公布之后,他又指示各地:“要动员各级政府及参议会、各群众团体,利用这一机会,把我们已成立的民主政府公开出去,以确立我在东北的地位。特别是迅速肃清土匪,迅速加强战时各种后方建设。此前,韩光,钟子云已分别去大连、哈尔滨。时隔一天,10月26日这些领导干部即被分派到各地担负主要领导工作。11月30日,东北局决定在通化地区建立我军之大后方,并任命朱瑞兼后勤司令员,吴溉之兼政委,统一该地区之党政军机关及一切部队、学校、团体的领导。1945年11月17日,他致电中央点名调常乾坤速率延安航空干部赶来东北筹办航空学校。工业管理委员会的任务是:(1)接收工厂、矿山;到1945年底,全区都已按照建立与巩固东北根据地的地区划分,在我党我军控制的地区,先后建立了省政府,配齐了主席和副上席。10月24日下午2点,他又召集新到的领导干部开会,作关于东北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有情况时该地区之一切部队应受后勤司令部之指挥,有阻止敌人向该地区进攻及肃清该地区上匪滋扰之任务。肖华、吴克华、程世才、曾克林、唐凯各部均应再动员一部被服物资,解决后到部队的困难。把工农分子、知识分子和学生、职员,大批地吸收到政权中来。这个团很快排演了话剧《李闯王》。所以,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奉命从黄河边出发赶往东北,在以他为首的东北局领导下,参加建立东北根据地工作时,感到十分高兴。当时和苏军的交涉非常多,在这样的时候,彭真同志往往既是将军又是士兵,带着既是参谋长又是翻译的伍修权同志亲自上阵。新到东北的领导同志只能依靠从冀热辽和山东零星赶来的干部以及极少数的地下工作干部开展工作。我党我军虽有先机进入之利,但不论主观客观都存在着重重困难。

  只要我们能为群众撑腰壮胆,群众就会起来和这些人斗争,而这种斗争就可以成为我们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结合点和我们发动群众斗争的突破点。1945年10月3日,他在出关不久,紧张地部署多项工作时,打电报给、刘澜涛、罗瑞卿等同志说,“此间交通及各种企业中,日本人占绝对多数,我如掌握东北,必须争取此批日人专家,使为我用。2月4日,彭真同志还专就兵工建设致电吴溉之说“兵工建设关系未来我党之命运,我意你须用全力管理后方兵工建设等工作。“但在地主要实行增租夺佃,或佃农较多之地区……应即积极发动减租减息斗争,甚至立即以此为群众运动之中心口号”。1945年11月20日,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根据中央“迅速召集东北人民代表会议,组织东北人民自治临时行政委员会”的指示,在沈阳市召开了东北各界人民代表会,到会代表300余人,准备通过施政纲领,选举主席和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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